文/炒米视角
古代信息不发达、刑侦能力弱，没有监控设备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冤假错案也很普遍，但是这不代表古代的犯罪率就高。官府仍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查案破案的手段。
首先古代的流动性比较小，有着严密的保甲制度和宵禁政策。
农业文明讲究安土重迁，在商鞅的年代就发明了“保甲制度”。古代以户为单位，十户为一甲，十甲为一保。基本上在和平时期，不会出现非公的大规模迁徙。即便需要出远门，那也是需要去“保长”那里开证明的，有路引，证明你是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具体做什么？都会有个基本信息的。就连最难管理的，需要云游天下的僧道，都有官府发放的“度牒”。所以发生了凶案，需要排查的时候，官府的衙役捕快，首先要找的就是保长。
这个在《水浒传》里就有所表现了，刘唐去找晁盖商议抢夺生辰纲，喝多了就睡在灵官庙里，结果被巡夜的雷横抓住了。雷横抓了人，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县衙，而是跑到晁盖的庄上讨口酒喝？晁盖为什么要给雷横弄酒喝，又不欠他的？那是雷横知道不但有酒喝，还有钱拿。因为在东溪村抓住了一个“身份不明”的人，那晁盖就是有责任的，晁盖就是山东郓城县东溪村的保正。抓刘唐过来就是让晁盖来“救走”的，否则真带到县衙，大家都不方便。正是因为晁盖这重身份的背书，所以担保说刘唐是自己的外甥，并给了雷横银子，雷横在明知道刘唐是不安定分子，仍然把他给放了。
其次，保甲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严格的连坐制度的基础上的。因此犯罪成本实际上一点都低。
古代实行的是连坐制度，也就是一家有罪，剩余九家就应当举发，否则都将连坐获罪。所以即便官府的捕快不知道犯罪分子究竟是谁，怎么干了坏事。但是他们只要按图索骥，去找到这些保正们，去问下最近谁和谁关系不好了，有没有出现过陌生人，总能摸清可能会是谁犯事？首先排查一下哪些熟人，只要是熟人，由于“连坐”这样的连带责任，亲属和邻居之间通常就会不自觉地相互监督，所以熟人作案的几率变得实际可控，而且很快就会被抓捕归案。如果真的是“流窜作案”，这些强人就只能躲在深山里了，因为只要有陌生人出现过，这些陌生人就会很快被报告给官府，拿不出路引，证明不了身份，甚至会被群众押送到官府去。
商鞅变法的时候，立相坐之法：“十家为伍，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，否则连坐。如不告奸，腰斩；匿奸与降敌同罪。”意思就是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，有问题要相互检举揭发，如果知道有人犯法却不举报的，要被施以腰斩之刑；如果私自藏匿犯罪分子的，就和罪犯同罪。“连坐”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“族诛”，历史上被“夷三族”的角色还是很多的，最有名的时候方孝孺，传说是传说被“夷了十族”。但是可能最让人心疼的还是大帅哥“潘安”。晋惠帝永康元年，潘安在洛阳被杀，并“夷三族”，时年53岁。
再次，但是总会有那些“连州结郡”的“江洋大盗”，那么这就需要靠官兵围剿了，且逃脱者，还有全国性的“通缉令”在等着这些罪犯。
但是在围剿的过程中，有些罪犯逃脱之后，为了防止混入城中，则必须在城墙上张榜“通缉令”，官府有专门的速写画师，这个职业即便现在的公安系统里仍然存在。这绝对算是个技术活，通缉令上的嫌犯画像根据目击者口述的逃犯相貌特征，由画师描绘而成。虽然无法真实还原逃犯模样，但是性质绝对相当于现在的照相机。
《水浒传》里李逵曾经被通缉了之后，还挤在城门头看自己的通缉令，还在抱怨画得不像，而且还为自己的这颗脑袋没有宋江的值钱耿耿于怀，还好被身后的朱贵一把拉进店里。不然那一嗓子嚷嚷，又不知道多少人头落地了。
总结一下，古代刑侦破案，毕竟像《神探狄仁杰》这样的技术性人才短缺。所以主要依靠的还是发动群众来举报罪案，所以古代官府也知道自己效率不高，通常也是“民不告官不究”。真正控制民间审判的大多是宗族势力或者保正这类的角色。所以大多数案件，只能是兼顾公平。偶尔出一个传说中的包拯这样的人物，就就是“青天大老爷”啊！
文/炒米视角
原创首发，欢迎关注或吐槽
